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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坚守理想的出版人

更新时间: 2018-05-08 23:34:29  查看次数: 40    

出一两本好书不难,但常年持续出好书,就凝成了一种出版的品格与气质。4年来,人文社科类图书品牌——“理想国”以专业的态度和品质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的精神家园。


“理想国”如何聚集理想?“理想国”的选书标准是什么?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理想国”的总舵主刘瑞琳女士。




▲刘瑞琳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坤晟 王小舒 实习生刘晓春


201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下属的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创办十周年。总经理刘瑞琳决意借此机会创立一个全新的文化品牌。在她的设想中,不仅未来出版的书将打上这个名字,它还将孕育出更多的可能性。


于是,现今国内出版界炙手可热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品牌——“理想国”横空出世。


刘瑞琳曾这样解释“理想国”:理想各有所属,各式各样的理想汇聚在一起,便成为一个理想国。作为社会公器,出版社应该给大家提供一个汇聚思想的公共平台。


出一两本好书不难,但长年持续出好书,就凝成了一种出版的品格与气质。短短四年时间,“理想国”以专业的态度和品质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和文艺青年的精神家园。


2014年年末,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和平里化工大院居民区的“理想国”,拜访了它的缔造者刘瑞琳女士。


出美好纯粹的书


翻开“理想国”2014·秋的书目,这里有纳尔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龙应台的《野火集》、陈丹青的《草草集》、章诒和的《邹氏女》……这些书个性十足,排列在一起,却又呈现出一种微妙的呼应。


它们是怎么聚合在这里的?“理想国”选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刘瑞琳的回答出人意料:出版,其实是对审美的考验。“在某种意义上,文化的最高层面是审美。出不出一本书,当然会考虑到各种功利性因素,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促使我们最终下决心的,往往是一种审美的判断。一本美好的书、一本纯粹的书,就是我们应该出版的书。”


为了追求这种“美学意义”,很多时候刘瑞琳不得不做出取舍。一本书,即便有市场,即便有文化价值,也不一定适合“理想国”。“我并不认为书的类型有什么高下之分,历史书和菜谱,都有各自的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书写得是不是足够诚恳、纯粹、专业。一本菜谱都可以是很美的。而有些号称批判、反思的书,却也可能是不美的,因为它的逻辑不够严密,它的证据不够充分,它的语言缺少克制,即便它有话题性,或许也会有影响力,但不在我们考虑之列。”


刘瑞琳是1980年代的大学生,学哲学出身。之所以进入出版业,是因为喜欢跟做书的人打交道。作家麦家曾评价,刘瑞琳身上蕴藏一种怀揣着理想的老派出版人的“不安分”。


在2013年的香港书展上,刘瑞琳被邀请做一个主题为“从国际经验看创意与出版”的演讲。她讲道:“在每一个环节,都有一种不安分的东西存在。这种不安分,让我们不断突破自己的本分,不断去追求极致,不断跨越既有的界限,不断去想象另一种可能。所谓创意,其实就是一颗不安分的心。”


在她的办公室里,刘瑞琳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从本性出发,做更单纯、负责任的判断。我们对所做的事情是有担当的。”


打造文化人的共同体


“理想国”在2010年刚刚出炉时就爆得大名,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它蜚声全国的文化沙龙。2010年,“理想国”推出“理想国文化沙龙”。在2010年度沙龙上,两岸三地近30位文化人士齐聚北京,在两天之内展开十几场论坛及沙龙,被誉为国内思想界盛事。


一位参加“理想国文化沙龙”的年轻人对刘瑞琳说,原来总觉得思想很无力、无形,到了这里,马上就觉得思想是有形的,能抓得住。


组织文化沙龙,刘瑞琳的团队没有拉赞助,所有嘉宾都是义务出席。香港作家梁文道是这次活动的创意总监。他曾自嘲,自己这个总监没有一毛钱报酬,见面、开会、酒店,全是自掏腰包。梁文道说:“有些事不能完全用钱去谈。”


刘瑞琳谦虚地说,这是大家给面子。但在出版界中,比“理想国”更有号召力的不多。


刘瑞琳说,作者的信任是无价的。2002年,当时还供职于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刘瑞琳帮陈丹青出版了新书《多余的素材》。在新书发布会上,有媒体问陈丹青:以后还会出什么书?在哪出?陈丹青说:问刘瑞琳,她就是我的出版社。


刘瑞琳前同事《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说,此前,陈丹青只写过以艺术为主题的《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而新书《多余的素材》有不少涉及政治历史的“素材”。陈丹青找过好几家出版社,包括大名鼎鼎的三联,对方均以各种原因婉拒。刘瑞琳拿到书稿后,却非常认可这本书的文本价值。后来,刘瑞琳跳槽到广西师大出版社,陈丹青也跟着“转会”。《退步集》《荒废集》《草草集》《谈话的泥沼》……这些年每本书籍都印证陈丹青对刘瑞琳的信任。


梁文道认为,作者有时候会吸引作者。自己认同的作者在哪家出版社出书,自己也会倾向那家出版社。“彼此喜欢的、性情相近的这些人会慢慢聚过来。”


陈丹青引荐了木心,梁文道推举了骆以军,而林青霞要出书,白先勇、董桥、蒋勋都向她推荐了“理想国”。国内多家出版社竞争汉学家史景迁著作的版权,刘瑞琳的报价不是最高。但当史景迁咨询他的学生兼朋友郑培凯时,郑教授一口回应:“当然是广西师大社。”


刘瑞琳也悉心维护这些作者的信任。2011年,木心先生去世。章诒和在微博上写道:上午与广西师大理想国的朋友通话,我说:请在木心灵前代为献上鲜花一束,上写:读者章诒和敬挽。下午读到刘瑞琳微博:木心先生是那样地看重他的读者,始终不肯以流俗的方式,出来和读者见面。先生曾说要写一本书,名字叫《读者》,也许他已经写了四十年,可还没有写完,就走了,只留下了——读者。


2004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白先勇的《姹紫嫣红牡丹亭》。从此,刘瑞琳及其团队就义务随白先勇一起,推广昆曲,推广《青春版·牡丹亭》。剧团每次来北京演出,刘瑞琳不仅帮着张罗媒体宣传,还曾派出两位同事,投入几个月的时间,协助策划组织《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家大剧院的摄影展。


有一回,《青春版·牡丹亭》在北大演出前,男主演俞玖林的嗓子哑了,苏州昆剧院的团员人生地不熟,着急得很。于是,帮着找医生,就成了刘瑞琳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


刘瑞琳曾在2013年香港书展上回忆说:“这昆曲的义工,我们一做,就是七八年。有时候我们都忘记了,做这么多的事情,缘起只是一本书。”2012年,白先勇出版《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大陆版的书脊处顺理成章地印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瑞琳说:“我不清楚,该如何描述我们与作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许正如梁文道先生所说的,理想国,其实是个文化人的共同体。”


在“理想国”中“看理想”


在今时今日的出版环境中,要维护这个“文化人的共同体”,不仅需要勇气、恒心、创意,同样也需要制度的保障。北京贝贝特于2013年进行了改制,实现了出版的“制播分离”。独立运作的“理想国”负责“制”,即内容的生产与营销宣传,而北京贝贝特负责“播”,也就是出版与发行。


有次去欧洲的出版社考察,刘瑞琳问人家某套书做了多久。对方回答:已经做了五十来年。“在国内很难想象。”刘瑞琳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他爷爷辈或许就在这里办公,这是无形的文化积淀。这种传承的缺失正是国内出版人最难受和悲哀的地方。”


体制内的出版社可能因为领导的变动改弦更张,体制外的出版公司则往往受困于书号不稳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两者均不利于品牌的长期建设。刘瑞琳当年加盟广西师大出版社就是看中北京贝贝特“兼具体制内的稳定性与体制外的灵活性”。


在冯克力眼中,在山东画报出版社时,刘瑞琳身上的“不安分”因子就有所体现。在跳槽广西师大出版社之前,已是山东画报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刘瑞琳曾游说山东出版集团的领导,提出做图书出版必须占据北京这个文化中心的制高点。她建议,山东出版集团在北京创办一个公司。冯克力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忆,当时,刘瑞琳拿出了相当完备的计划。但提议最终没被集团领导采纳。“这强化了她离开的念头。后来,北京贝贝特招聘总经理,一拍即合。”


200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全国首先实践了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设想,创立了北京贝贝特,这个既在体制内又可以享受体制外自由的机构正好符合刘瑞琳的需要。


刘瑞琳常讲到的故事是:2010年1月,由广州日报、广州购书中心等举办“2009中国图书势力榜”,北京贝贝特入围“金推手”,主办方为凸显民营出版势力崛起,将获奖者分成国有、民营阵营。北京贝贝特被放在了民营阵营的第一位。刘瑞琳上台后笑着说:“我先更正一个错误。其实,我应该站在对面人民出版社那个行列。”


时隔五年,提及此事,刘瑞琳依然自豪。她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从某个角度上说,把我们列为民营企业,说明我们是尊重市场规律的,是有竞争力的。”她坚信,虽然体制内的出版社还占据资源和积淀上的优势,但随着民营出版在市场上突飞猛进,赶超是一种必然。


然而,想要谋求更大拓展的时候,北京贝贝特还是面临着国有体制的束缚。如何更加灵活地利用外部资源?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内部的创造力?如何规避政策变化、人事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在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刘瑞琳也推动了北京贝贝特的改制,实现了创意团队的独立运作,为“理想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聊到2015年的计划,刘瑞琳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透露,“理想国”将推出名为“看理想”的视频计划。她自信,出版者做的视频和视频网站上的内容会大不一样。


“安静地阅读纸质书,读者更容易感受到人类文明的精微,心弦更容易被拨动,这是纸质书不可替代之处。但出版的本质是传播,一些知识、信息和审美的传达也是纸质书不能给予的。我们会用更全面的手段,比如视频呈现。”刘瑞琳拿起茶几上的手机摇了摇道:“同样的内容,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新的形式传播。同时,我们很多作者也具备这种能力。你们将会看到一种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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