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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的理想国

更新时间: 2018-05-08 23:31:05  查看次数: 28    

有时,我们会从内心听到一种声音,那是思想的逻辑自语。可初民不知,以为是神谕,便抬头望天,以为声音来自天际。这是神话思维,现实找不到的就虚拟,以为是天命。


天命虽为虚拟,但内心是有依据的,那是思想借助于天来显现自己,为思想寻找权威的凭依。过了很久,思想者们才开始自觉思想,那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人类进入轴心期才懂得“心之官则思”。把思想看作心的功能,是思想对“思”的反思。人类一旦反思,就走出神话思维。可即便如此,思仍祈向于天,“头顶上的星空”太神秘,吸引着思。当思想者自觉地以天为思之本体时,思就有了普遍的意义,成为权威话语。在思想者那里,天是天道,是理性之思之源。


中国之思,从《周易》开始。不必说伏羲画八卦、神农结绳记事,那些事儿都太遥远了,但有些与《周易》相关的历史事件却仍然令我们饶有兴味地反思。


羑里新思维


黄河边上有一座殷墟,是殷纣王的好去处。当年那里可是花天酒地、光怪陆离。殷墟往南不远处,有一座监狱,叫羑里,关押了一位思想者,罪名是:一声叹息。


聪明过头如纣王者,能听出叹息背后的弦外之音。多么深刻的经验教训。不要把思想者关进监狱,那会使他变成圣人;不要把革命者关进监狱,那会使他获得天命。可这教训,那个时代谁懂呢?王权主义喜欢简单行事,谁有思想问题?关到监狱去。监狱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当然不能。可思想能解决监狱问题。法国大革命,首先就攻打巴士底监狱;文王演《周易》,就是用新思想改变了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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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年前,他被关在这里时,已年过80。他常常从这里向远处眺望,天地之际,无平不陂,满是蓍草青青,开出白花点点,与他相伴。据说,蓍草通灵,西晋人张华《博物志》说,蓍千岁而三百茎,故知吉凶。这样的说法,显然与植物学知识无关,但它揭示了文化的一角。《博物志》属于志怪小说类,讲的是异境奇物、古代琐闻杂事、神仙方术以及奇异草木鱼虫。而蓍草,又称锯齿草,在植物学里,则是菊科,蓍草属,多年生宿根草本,花白或粉红色……夏秋间开在北方。这样的蓍草,已经被科学规范了,是不能用来通神灵知吉凶的。在古代文化里,蓍草还没有被这样规范,周文王用它算命,赋予它神性。


殷周时,占卜用龟甲或牛骨,经凿钻以后,继以火烤,所现裂纹,即为卜兆,殷周人据卜兆以定吉凶,在卜兆旁边刻上占问之事,叫做卜辞。太史公《史记·龟策列传》说,帝王有疑拿不定主意时,先要自己想。想不通,还有疑,就要谋及卿士等人,若谋士们莫衷一是而不决,就要听取百姓的意见,还是决定不了,最后就要靠卜筮来解决,卜用龟甲,筮用蓍草。动物而近于神灵者,曰龟,所以占卜用龟。


植物而近于神灵者,曰蓍草,所以算卦用蓍草。而周人用蓍草预算天命,就从他开始。他被关在监狱里,遇有大疑,无人可与商议,只有眼前开着小白花的蓍草,也许思想者灵机一动,便用那蓍草叶算命。


此何人哉?周文王是也!就是那前述演《周易》的文王,其名姬昌,就是史书上写的“西伯拘羑里而演周易”的“西伯”也,全称西伯侯姬昌。


卜法是猜,筮法是算,偶然性要猜想,而必然性可以推算。吉凶可知,天命可算,生长在羑里监狱周边的蓍草,居然承担了革命的功能。可见,羑里诞生新思维。


天命是一面旗帜


王有王的逻辑,要求绝对权力,他要与天、帝合一,成为最高存在,掌控绝对真理。为此,殷纣王先让自己的祖先上天,实现天祖合一;再让王权上天,完成天王合一。然后,他就开始说了“我生不有命在天”?!他真的把自己放在天上了,他认为自己完成了对天的统一,他就是天,就是帝,他的命在天上,谁能把他怎样?


可关键是周文王,被他关在监狱羑里时用蓍草一推算,却发现天命无常,天靠不住,还是要靠人,靠有德、有智。


天命在哪里?殷纣王确信无疑在天上,在他掌握的青铜武器里,在他对龟甲卜辞的解释权里,他以为只要拥有重器与灵物,就可以承载天意。


可周文王开始演“易”了,“易”,是变的意思,他以为没有不变的天命,他以算卦问向命运的方式,是为在不确定中寻求确定,他借助阴阳二爻,以数理演绎,形成64卦、384爻,在卦象爻辞里囊括了人和事,命运的不确定似乎可以通过术数的推算来掌握了。


这表明,他的命运意识已远在殷人之上了,当殷人还在诉诸某种神秘的直观时,他已经开始了抽象的演算,对天地人做整体思考。殷人占卜,窥视裂纹,无非是要侦知偶然性,防范之,免受灾难的袭击。


而文王算卦,是要把握必然性。他已经走出殷人的神话思维,思想进入理性之域。在龟甲上卜兆,类似神谕,而起卦算命,则是认识自己,把自己放到64卦、384爻中去,人事的全部可能性都包含在这里。就这样,一个羑里的囚徒,竟然要为天命立法,为人事立宪。


传说,他在羑里被关了七年,而这七年却使他获得了新生。他失去了身体自由,却获得了心灵自由,思想,从事神的桎梏中解放了,他不在问卜解兆。


他用蓍草取代龟甲,演算天命,他发现了天命已经启程,当以革命推波助澜。天地革而四时成,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就要来临,使他焕发青春。革命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其合法性源于天地,基于民心,以德为本。“德”者,得也,得天地,得民心,这样,他就使天命观,从殷人的神本主义转向民本主义。天命无常,是革命的前提,他相信以德为本至少可使周人的天命获得合法的确定性。


革命来临前,世界最黑暗。姬昌数年如一日,以蓍草演易,难免令人起疑。纣王想出了一个最残忍的主意,将其长子伯邑考杀死,做成肉羹,让他自噬其子。他是以怎样的强大心理,吃掉了那锅亲子肉羹啊?纣王听说他吃了自己的儿子,好不得意,以为他怕死也不过如此,于是,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当周人用绝世美女和财宝来换人时,就把他放了。


如今,羑里城的西北角,距演易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坟冢,引人注目,这就是伯邑考之墓,也叫“吐儿冢”。传说,这里是姬昌吃儿肉时吐肉羹的地方。当地老百姓说,这是兔儿冢,他吐的肉都变成兔子跑了,所以,羑里城的兔子,打不得。在他们眼里,那些活蹦乱跳的兔子啊,就是伯邑考的灵魂。


殷纣王的梦想


在中原大地这块热土上,你随便触摸一下,都会感到历史滚烫。如安阳的殷墟,那里有甲骨文出土;汤阴之羑里,则是《周易》诞生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源头;还有新乡,那是革命的发源地,不光周人革命的牧野之战在新乡,殷人革命的鸣条之战也在新乡,中国革命的两位祖师爷汤和武,都在这里梦想。


当年纣王的祖先汤在这里放逐了夏桀,现在轮到汤的裔孙纣了。不过,纣虽荒唐却不窝囊,本来他武功盖世,雄视八方,可为了一个女人,他不惜得罪天下宁愿情殇。


朝歌,是纣王的都城,从羑里——今天的汤阴向南行,行至今日淇县,就是那时的朝歌了。朝是朝阳,歌是唱歌,纣王在城里建了高高的鹿台,登上鹿台喝两口酒,对着朝阳唱歌。想想,那是怎样的感觉?醉醺醺的唱,一直唱到日落,连星星也出来了,然后御风而行,去摘头顶上那闪烁的星星。他带着心爱的女子,站在高高的鹿台上,饮酒高歌,然后放了一把火,大吼:“我生不有命在天”?他死也要死在天上。


殷纣王是一个宗教改革家,他也有自己的梦想,他想把自己变成上帝的人格化的具体存在,要建立一个“帝王合一”的神权帝国,使“帝王合一”的理念坐实为国家政治生活。为此,他东征西讨,疲于奔命,给周人以可乘之机,使他的神权帝国主义半途而废。


在纣王临死前,让我们来放眼一下那时的世界吧,例如,地中海世界。那时古希腊的阿卡亚人与黄河边的殷人,很有些相似。当阿卡亚人从特洛伊战争疲惫归来时,殷人也从对东夷的战争中归来;那时,两个世界都在流行“女子与小人”的故事,当地中海世界的王者阿伽门农死于“女子与小人”的阴谋时,同样胜利归来的商王纣王,却在另一场毫无准备的战争中,以爱情作了他失败的殉礼。两个世界的王者,命运相似。


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说,纣能以爱而亡其国,诚哉一位戏剧上之英雄。在天下诸侯的合围中,他以大英雄之本领与命运抗争,终于不支,自焚而成一壮烈之死。这样的评价,已非考证古史,而是惺惺相惜了。如此读史,顶。


革命的乌托邦


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没有比殷周之际更为激烈的。是的,殷商是神权政治,官制简单,等级也不明显,治理天下主要依靠一个庞大的贞卜集团,通过“率民以事神”的祭祀活动,控制方国,驾驭诸侯。神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祭祀,谁掌握了祭祀权,谁就拥有神权。神权的物质基础是青铜,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祀与戎都要靠青铜。


而周人以革命的名义否定了神权,他们只好将政权放在民意的基础上,推行德政以“保民”的圣人理想国政治。牧野一战,带来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两个王国的片段切换,而是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


周人打来了,纣王发兵去迎击,在今日新乡,那时叫牧野,周人和殷人打了一仗,这是有史有典的第一仗,不仅《尚书》里面有记载,周人还将战前占卜的情形铸进了青铜器上。这件青铜器,叫“利簋”,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器内有铭文四行,共32个字,提到了这次战争。周武王讨伐殷纣王,在甲子那天,向名叫“利”的右事卜问吉凶。本来,周武王做了一个好梦,可面对纣王大军,他还是要卜问一下。卜问的结果,与他的梦相同,于是他坚信“朕梦协朕卜,戎商必克”。后来,他的梦和卜都应验了,便在辛未那一天,赏赐了很多青铜给右事利,利立刻熔水铸器,为“利簋”。


其实,牧野一战,周人做了充分准备,在观念上,他们用天命观压倒殷人,攫取了战争的正义性,使之转化为革命。而且,还扯上了殷人先祖汤。


周人说,汤伐夏桀时,对他的民众作了一次演讲,汤说:我的同胞们,你们都来听我说,不是我要发动战争,而是“有夏多罪”,老天要我来惩罚它。夏有何罪呢?汤说,桀不恤民力,人民受不了,要和他拼命了。于是,鸣条一战,汤灭了夏桀。600年以后,轮到周武王来控诉汤的裔孙纣王了。


显然,周人更有哲学头脑,他先讲了一通天地万物的大道理,将战争提到天命观的高度,然后才来声讨,说纣不敬上天,降灾下民,这是总论。武王还一笔一笔算账,每一笔账,都是一条死罪,何况有三?罪行一,纣贪图个人享受,不顾人民死活,以残害“万姓”;罪行二,纣用酷刑杀人无数,使“皇天震怒”;罪行三,纣不知命,不敬神,不祭祖,自称“我生不有命在天”。


算了三笔帐,得出一个结论:“商罪贯盈,天命诛之”。因此,他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号召各国诸侯,不要犹豫,跟他去干“革命”。


这真是一篇好文,论帝王学,乃上上选,史称“尚书”,良非虚言。殷周为同时代的文化,但有同有异,就大体而言,殷人有信仰,周人有理想。信仰与理想,我们常常喜欢放在一起来谈,其实,它们不太一样。


殷人事神,当然要有信仰,信仰是绝对的,有时可以不讲道理,讲多了道理,反而产生怀疑。周人讲道德、崇圣人,圣人代表文化理想,理想当然要讲道理,道理讲多了,越讲越深,理性就会觉醒。周人拿信仰当作道理讲,当然就消解了信仰。


合理性成了文化的标准,这是上古史中的一次文化转型,王国维称之为“革命”,非常重视这一次历史的转型。其中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王权易姓、王朝更替,还在于理性超越了信仰而引领文明。当世界史的文明分期还处在神话时期,而周人却被《周易》带到了历史的理性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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